武光汤（1908—1985），原名武兴周，山西武乡城关村人。1925年在武乡师范学校读书时，开始接受反帝反封建新思想，积极参与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和武乡县反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斗争。1927年3月在武乡县第一国民小学任教。1930年只身到太原，考入并州大学，专攻法政。1931年冬，因积极参加太原大、中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，被校方除名。1933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和社联，并在武乡举办流动图书馆，担任《武乡周报》社长。后因秘密印发马列主义学说的小册子，被当局抓捕。在狱中，他坚强不屈，保住了革命机密，保护了组织和同志。1935年获释。1936年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。1937年10月经史怀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    抗日战争时期，武光汤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，先后担任过榆社县、武乡县抗日县长和太行三专署专员。1941年任武乡县长时，指挥民兵大摆地雷阵，给“扫荡”出扰之敌以沉重打击。他发动各村群众打窑洞，并与群众反复试验，把抗战初期的简易窑洞改造成“拐三弯、设三关、楼上楼、天外天”的战斗堡垒洞，把单口洞改造成“住得久，熏不死，能战斗，跑得脱”的保险洞。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曾以《窑洞阵地战》为题，表彰武乡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这个创举。1945年11月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太行行署，武光汤任秘书长，直接参与太行区的政权建设、土地改革、支前参战等各项工作。1948年3月调任晋冀鲁豫边区合作厅秘书主任。同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，任农业部办公厅主任。
  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厅长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，山西省副省长和中共山西省委委员、常委、书记处书记等职。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，长期主管山西省的财经工作。当时经济建设受到频繁的政治运动冲击，粮、棉、油及其他副食品的供应较紧张，但武光汤不畏艰难，挑起重担。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全省库存粮告急，有人提议将城市居民每月24斤的口粮再减3斤，武光汤否定了这个意见。他召集粮食、商业、供销部门的负责人制定了几项应急措施，将全省的铺底粮压到最低限度，来维持群众最低生活急需，并在市场上实行“分值卡”制度。对缓和当时十分尖锐的粮食供需矛盾、平抑物价和稳定市场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。他反对弄虚作假的恶习，1959年有一个县虚报粮食产量和群众收入，强迫群众捐钱献物，实行高征购。武光汤察觉后，作了认真的调查，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，果断地纠正了那个县的高征购，并对有关干部作了严肃处理。
    武光汤对理财之道颇有研究，他一方面强调培植财源，开发财源；另一方面又强调精打细算，量入为出。始终坚持“第一吃饭、第二建设”的支出分配原则。
   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受迫害被关4年之久。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下放到长治市任市革委副主任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复任山西省副省长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。1983年任政协山西省第五届委员会主席。从1980年开始，他协助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，组建了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任副主任，亲自组织、部署了全省的地方志编纂工作，主持制订了《山西省志》编纂方案、行文规范，多次召集省直厅、局负责人，布置修志任务。他对省直各部门、各县市写出的方志初稿均字斟句酌地反复审阅。1980年至1981年期间，经他审定修改过的稿件达500余万字。从1982年起，他与张磐石等组织人员编纂了《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》及太行史料丛书，付出了很大的心血。1985年4月间，他病情恶化，说话十分困难，仍在秘书帮助下为《武乡县志》提出修改意见。1985年4月15日在太原病逝。